> 聚焦中国

钱学森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

2019-09-18 13:58:42 丨 文章来源:中国网


文| 钱永刚



绵绵华夏,巍巍昆仑,是一代又一代英雄儿女谱写成章;风云际会,千秋伟业,是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这其中,有一个名字将永载我国科技史册,他就是——钱学森。李长春同志在2011年参加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开馆仪式的时候讲:“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在我们国家不是代代都有,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空前的,虽不能说是绝后,以后还会有,但是起码到现在为止是空前的。他对我们国家、对世界科学的贡献,他爱党爱国的政治品格,创新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情操和境界,都是无可挑剔的。⋯⋯”

一百多年前,当辛亥革命的炮声响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轰然倒下之际,钱学森来到这个世间。而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庆典刚过不久,钱学森走完了近一个世纪的辉煌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钱学森去世的日子里,香港的报纸左、中、右三方同时用正面的文字报道钱学森去世的消息以及他的生平业绩。这件事非比寻常,在香港左、中、右三方媒体里,永远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能够对一个人、一件事做出一致的正面评价是非常罕见的。当时,《参考消息》还刊登了西班牙国家通讯社埃菲社的一篇报道,讲钱学森“是上天送给中国的一个礼物”。十年过去了,历史不会忘却他的丰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伟绩。宋健同志撰写的《民族英雄钱学森》一文中这样写道:20世纪50年代,中央关于研制“两弹一星”的决定和成功是划时代的伟大壮举,一举改变了国家面貌和国人心态。足以与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媲美,永载史册。诚然如钱学森所说:“这种大事业,一两个人是无法完成的,一切成就归功于党,归功于集体,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应做的事。”即便如此,钱学森先生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时代风云,缘才相济,大爱如火,把他铸成中国科技界脊梁,精装百万雄师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将与日月同辉。

人们把钱学森留学美国以后的人生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留学美国阶段,从1935年至1955年。在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技术科学的先驱,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及火箭与导弹研究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个阶段是奉献航天阶段,从1955年至1982年。在这个阶段,钱学森作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在开创中国航天的过程中,不仅实现了中国航天跨越式的发展,还提出了一整套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遍科学意义的系统工程方法与技术。第三个阶段是金色晚年阶段,从1982年至2009年他逝世。在这个阶段,钱学森涉足社会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军事科学、行为科学、建筑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领域,他的两个最具亮点的学术创新就形成于这个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钱学森整个科技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也构成了钱学森科学历程中的三个创新高峰。

人们又把钱学森中学毕业后的人生按照他的选择分为五段经历: 第一段,求学交大、志在救国,追逐万里铁路梦想; 第二段,勤学精进、志在兴国,立志航空矢志不渝;第三段,留美游学、志在报国,生死穷达不易其志;第四段,献身国防、志在强国,奋斗铸就国之重器;第五段,金色晚年、志在富强,助力祖国圆梦复兴。这五段人生经历同样构成了钱学森整个科技报国人生的华彩乐章,也同样构成了钱学森终其一生科技报国的圆梦历程。五次人生选择,五段人生经历,成就了他的光荣与伟大。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品味。

第一次选择:求学交大、志在救国,追逐万里铁路梦想

钱学森在中学毕业报考大学时,因为上大学是家中的“大事”,钱学森父亲叫钱学森先听听大人们的看法,再填报志愿。他就读中学的数学老师认为钱学森数学学得好,让他报数学系,将来当数学家;而国文老师认为钱学森的文章做得好,让他报中文系,将来当作家;而钱学森的母亲希望钱学森学教育,子承父业;还有一些老师认为钱学森艺术上有天赋,建议他去学画画、学作曲,将来当画家、作曲家。而这时的钱学森自有主意,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一次选择:他要学铁道工程,给中国造铁路。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钱学森经常听老师讲到孙中山及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在孙中山眼里,如何让一个衰败的中国迅速复兴?孙中山给出了一整套振兴国家的设想。其中在建设方面,孙中山提出要发展交通、尤其要发展铁路交通,让我们国家的铁路像人体的血管一样通向我们国家四面八方。那时中国的铁路基本上都是外国人铺设的,中国这方面的人才很缺乏。钱学森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当时交通大学是全国大学里面最好的大学,所以钱学森报考了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的是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当时,钱学森以入学考试第三名的成绩从北师大附中考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对考试要求很严格,在北师大附中考80分就算好成绩,但在交通大学要考90分以上才算优秀。钱学森全力以赴,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几乎门门都能考90分以上,成为学生心中的榜样。特别是有一次水力学考试后,任课老师金悫教授把考卷发下来讲评:“第一名钱学森,满分。” 同学们又羡慕又惊叹地议论着:“哎呀,又是100分啊!” 钱学森却满腹狐疑。因为考完试之后,他就发现自己一处笔误,这处笔误按照教授的严格打分标准会被扣掉4分。钱学森拿到试卷找到那道题,毫不犹豫地举手报告:“报告老师,我不是满分。” 老师确认后宣布:“尽管钱学森同学被扣掉4分,但他实事求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习态度在我心目中却是满分,同学们要向钱学森学习。”这份100分被改成96分的试卷现在陈列在学校档案馆里,成为一代又一代学生学习的榜样。

第二次选择:勤学精进、志在兴国,立志航空矢志不渝

正当他憧憬着立志做詹天佑式的工程师的时候,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上海驻军突袭上海中国守军,史称“一·二八事变”,日军突袭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为了尽快取胜,不惜动用空军狂轰滥炸。由于中国守军没有战场制空权,所以伤亡巨大。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得到了上海各界的大力支持,交通大学腾出最好的学生宿舍作为中国守军的临时野战医院,宋庆龄、宋美龄曾到交通大学看望过伤员。在校园里忙着搬家的学生中,就有二年级的钱学森。目睹着天空中肆意飞来飞去的日本飞机,他愤愤地的对同学们说,现在学铁道机械工程已经对国家用处不大了,你把铁路刚刚修好,日本飞机一炸就不能用了。当务之急是要学打下日本飞机的本事。为此,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二次选择:改学航空工程,当一名航空工程师。为此,他用业余时间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航空方面的书都读完了,还专门选修了航空工程方面的课,为自己人生的新选择默默地准备着。大学毕业后,他报考了国家第二届“庚款留美”公费生,专业是航空工程。他以当年“庚款留美”公费生航空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了,开始了涉足航空工程的历程。

钱学森经过一年预备班式的培训才出国,到了美国去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读研究生,一年后获航空工程硕士文凭。他只要再到航空工厂实习一年,就可以取得航空工程师的执照,实现自己当一名航空工程师的夙愿。但让钱学森始料不及的是:当时在美国,中国人被人瞧不起,没有一家航空工厂允许中国人进厂实习。拿不到在航空工厂实习的证明,他当航空工程师的路走不通了。钱学森再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第三次选择:留美游学、志在报国,生死穷达不易其志

钱学森在学习航空工程的过程中发现,当时航空工程师的工作依据,基本上是经验,很少有理论指导。如果能掌握航空理论,并以此来指导航空工程,一定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主意一定,钱学森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三次选择:从做一名航空工程师,转为从事航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的父亲,同时向当时航空理论研究的最高学府加州理工学院提出申请,并且只身一人来到了加州理工学院敲开了后来他的导师冯·卡门教授办公室的门,经过一番口试,冯·卡门教授非常满意这个年轻人,录取了他。

钱学森父亲得知儿子要改学航空理论坚决反对。他父亲是20世纪初的日本留学生,回来以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也算是那个年代的“海归”。他认为过去的读书人只动嘴不动手,这是人才培养上的错误。他对儿子的培养就是要让他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以彻底改变读书人那种只动嘴不动手的毛病。从这点出发,他反对自己的儿子改学航空理论。这个时候的钱学森也就二十五、六岁,面对这种情况让他很困惑。这时候一个好心人来到了他的身边,这就是后来他的岳父、我国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蒋百里先生。他和钱学森的父亲是好朋友。1936年,他受国民政府委派考察欧、美军工发展状况。在美国考察时顺便来到了洛杉矶,来看望老朋友的孩子。钱学森把心中的困惑倾诉给这位军事理论家,没想到蒋百里先生非常支持钱学森,说现代军事发展空军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早晚要有自己航空方面的专家,你学航空理论我非常同意,至于你爸爸的想法你不用忧虑,我回去会做通他的工作的。有了这么一位长辈的支持,钱学森人生的第三次选择成功地实现了。

钱学森很快就成长为航空理论方面的一位杰出科学家,1938年,钱学森从理论上预见了高速飞行的飞机将面临“热障”问题,多年后被航空实践完全证实;他在1949年提出的火箭客机的设想早已变为现实中的航天飞机;他早年的论著《物理力学讲义》为纳米技术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他运用风洞原理发展风力发电的设想也早已应用。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钱学森在导师指导下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为美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同盟国战胜轴心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次选择:献身国防、志在强国,奋力铸就国之重器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到当时我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东北地区参观。在哈尔滨参观时,钱学森提出能否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看望两个老熟人。据记载,此要求居然层层上报,报到了中央军委。当彭德怀元帅得知此事后,马上决定除了满足钱学森先生看望的要求外,还让担任该院院长的陈赓大将立刻去哈尔滨见钱学森、并陪钱学森参观。彭德怀跟陈赓说,你见了钱先生就问“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还说,只要钱先生说能造,我们就组织人干;钱先生说不能造,那我们只能等将来了。在钱学森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当晚,陈赓设宴欢迎钱学森,饭快吃完了,陈赓突然问钱学森:“钱先生,你看我们国家能不能造导弹啊?”钱学森回答说:“怎么不能啊?外国人能造,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中国人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回答得非常干脆。陈赓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激动得不得了,说:“钱先生,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呀!”陈赓在宴会结束以后,当晚就赶回北京了。钱学森并不知自己这句话的分量,正是这句话决定了我国航天事业的起步。

在当时,除了钱学森一个人知道导弹、火箭是怎么回事儿以外,还有两个人只见过火箭是什么样儿。我们从事航天事业最早的一批科技工作者,说得不客气一点儿,在航天事业上,一开始几乎是白丁——见都没见过!当时受国力所限,研制经费并不富裕,有时甚至非常紧张,以至于在三年严重困难时期,在北戴河开会的各省省长、各工业部部长到周总理跟前发牢骚,说:“国家都这么穷了,还搞什么导弹,搞什么火箭呀?中央现在应该首先解决民生问题。”那个时候,有这么一句话—— “尖端挤了常规,军工挤了民用”。我国航天就是在这么一个既缺人、又缺钱、又缺技术的情况下起步的。

更重要的是,当时我国的工业并不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是社会化大生产,有着对大生产管理的一套成熟做法。我们那个时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最大的工厂是鞍钢,它是全国最大的工厂了,其他的都是一个个小工厂,甚至是小作坊,大生产的管理方法我们不懂。而航天是动用几十万人的一项大型科研工程,怎么样把这几十万人有效地组织起来呢?钱学森和航天人成功地把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大兵团作战的组织管理经验,移植到航天建设中来,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到了1986年我国航天事业创建三十周年的时候,花费的国家研制经费才180亿元。这仅仅是美国研制同级别航天器所用研制经费的五分之一,但是国家要求完成的任务都实现了——火箭、卫星、返回式卫星,还有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导弹。




中国航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13个“第一”,钱学森都发挥了他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无论是《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还是“八年四弹”规划,都凝结着钱学森高人一筹的智慧,打上了他鲜明的个人烙印。从自主研制的第一代中近程导弹东风-2号的研制发射,到第一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成功发射,到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号”的设计,都能看到钱学森作为设计者、组织者、领导者的身影。如果没有钱学森等老一辈航天人打造的国之重器,就不会有科技强军的中国力量,就不会有迈向太空的中国高度,就不会有受人尊重的国际地位,就不会有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钱学森晚年曾经跟他的秘书说:我实际上比较擅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家叫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么多就答应了。做起来以后才发现原来做这个事困难这么多,需要付出那么大的精力,而且国家受国力所限只给这么一点钱,所以感到压力非常大。但是钱学森既然以国家需要作为自己的选择,就义无反顾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航天事业。

经过六十多年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国之列,弹(导弹)、箭(火箭)、星(人造地球卫星)、船(飞船)、器(深空探测器)全面发展。据《参考消息》报道:2012年的七、八月份,解放军原二炮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导弹发射试验,虽然我们国家的媒体对这方面的报道比较少,但是试验本身的结果同样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尤其我们成功发射了东风-41号新型洲际导弹。这枚洲际导弹使用固体燃料,射程14000多公里,可携带10枚分导核弹头,而且还可以在公路上机动发射。这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以后,西方一片哗然。中国的导弹能打14000多公里,就意味着中国一旦和美国撕破脸皮发生战争的话,我们也有能够打到美国国土任何一个地方的撒手锏,这就是这次试验的根本意义所在。外电评论中国现在终于有了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你美国不是有反导技术吗?这枚导弹打过去10枚分导核弹头一起蹦出来,你连分辨核弹头哪个是真是假的时间都没有,怎么能反导呢?美国一位一直关注中国航天发展的教授说,中国这枚能携带10枚分导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导弹,有32枚就“足让中国攻击美国所有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

回想100多年前,那时我们中国有边无防,被西方列强肆意宰割;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毫无尊严可言。而今天,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和中国核事业的成就一起成为中华民族复兴征程中的一座丰碑,成为100年来中华民族从衰弱、受人欺辱走向强盛的标志。中国自从有了“两弹一星”,外国人再也不能够欺负中国人了。

这是一件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当时在西德的一个小城市里有家杂货铺,经营该店铺的老板是一位华侨,他是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政府为支持英、美、法国对德国作战征召到欧洲的华人劳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中国为此也成为“战胜国”,但却无力把活下来的劳工接回国内,而是就地遣散,使得这些华人劳工有家不能回,流落他乡。这位华侨年纪七十上下,终身未婚,辛辛苦苦几十年经营一家小铺子。那时的中国人在欧洲被人瞧不起,受外国人欺负是常有的事。老华侨唯一的办法只有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让老华侨特别心堵的是,由于那时小城市不如大城市那样发达,没有固定的垃圾收集点,一般情况下,是晚上居民把自家的垃圾袋拎到马路边,待清晨时由垃圾车拉走。而店铺周围的居民就把垃圾袋扔到店铺的门口,把店铺门口当作垃圾收集点。老华侨每日清晨都需要把扔到店铺门口的垃圾袋一袋袋拎到马路边上。年复一年,尽管心中不快,但也无奈。1964年秋的一天,老华侨照例打开店铺门准备清理门口的垃圾袋时,一打开门发现店铺门口干干净净,一袋垃圾都没有。这反而让老华侨感到奇怪:这是怎么了?正当他心存疑虑,百思不得其解时,当地巡街的警察正好从店铺门口走过,见此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发呆了,我保证今后再也不会有人在你店铺门口丢垃圾袋了!”老华侨将信将疑。几天过去了,诚如警察所言,再也没有人在老华侨店铺门口丢垃圾袋了。而且让老华侨更感到奇怪的是:周围居民对他的态度也明显改善了,对他客气多了。老华侨对这些天发生的变化的原因一直心存不解。后来听到周围的人告诉他,现在你的祖国强大了,能造导弹、原子弹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小瞧中国人了。这才明白发生在他身边变化的原因:祖国强大了,让万里之遥的炎黄子孙都有了脸面,在外国人面前再也用不着低三下四、忍气吞声了。明白缘由的老华侨为此热泪盈眶,后来成为致力于中德友好的民间积极分子。对比这阵子前后发生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老华侨身上多了种东西,这种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有了它,人就昂头挺胸、腰杆笔直;没了它,人就低三下四、忍气吞声。这东西是什么?是尊严,是一个人的尊严,是一个国家的尊严,是一个民族的尊严!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新中国由弱变强的标志,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振奋人心、最为世界瞩目的事业。但钱学森本人却把自己的贡献看得很淡。钱学森多次强调:“称我为‘导弹之父’,是不科学的。因为导弹卫星工作是‘大科学’,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光算科技负责人就有几百,哪有什么‘之父’?我只不过是党所领导的、有千万科技工作者参加的伟大科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算不上什么。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



第五次选择:金色晚年、志在富国,助力祖国圆梦复兴

1982年,从行政领导岗位退下来的钱学森年已70多岁高龄,为国家做出了这么大贡献,他完全可以休息了,写写回忆录、做做报告、带几个研究生 ⋯⋯但是钱学森又做出了他人生的第五次选择:再次回到学术理论研究当中。此时的国家刚刚实现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要把被“文革”耽误的时间夺回来。钱学森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他以独到的研究视角,从71岁到85岁,在诸多领域,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新理论,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新贡献。这些成就作为他整个科学成就的“另一部分”与他在“两弹一星”方面的成就相比,毫不逊色,更显辉煌。

钱学森以大系统的视角,对科学技术提出了新的解读:他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科学技术的研究对象从根本上讲只有一个——那就是整个客观世界;而现在的众多学科分类,只是人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研究问题的着眼点不同而已。要充分利用这个知识体系的整体力量和综合优势,应对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各种挑战。这种理解使钱学森的知识结构不仅有深度、广度,还有高度。这高度指得是对科学的发展的远见卓识,指得是智慧,是创新。如果我们把深度、广度、高度看作一个三维结构,那么钱学森就是一位三维科学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大师或科学帅才。

在他所涉猎的诸多科学领域中,系统科学是他最重视、最花心血的领域。钱学森对系统科学的研究范围从基础理论、技术科学到工程技术,在这样广阔的研究空间中,他的精力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系统工程的推广运用,一方面是系统科学理论的探索创新。随着这两大方面在我国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钱学森也被公认为是我国系统科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多少年来,人们认识社会、改造社会所运用的方法总跳不出思辨和从定性到定性的描述上。系统科学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和有效途径。使人们可以从传统的方法中跳出来,在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实践中赢得以往根本无法企及的成绩。这必将大大推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从“描述科学”向“精密科学”的过渡和转变;自然科学已经是“精密科学”了,但是面临系统整体性的挑战,自然科学家为此陷入困惑。系统科学的出现,为打通从微观到宏观的通道提供了思路和方法,解决了由下往上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具有的综合集成的整体化发展趋势,随着系统科学的发展,这种趋势将越来越明显。范围更广、跨度更大的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交叉、结合和融合,将形成一大批新学科、新领域。这些革命性的变革,将大大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正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伟大意义所在,也正是钱学森对系统科学发展的伟大贡献所在。钱学森本人最看重的是在科学理论上的创新,他提出的开放复杂巨系统概念以及创建的“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方法”的理论及其实践形式,对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有着更加长远的重要意义。

知识密集型大农业理论是钱学森晚年的又一重要理论,该理论包括五个方面:农产业、林产业、草产业、海产业、沙产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面对我国常规能源日益减少、人地矛盾日益凸显、环境问题日益引起关注,钱学森首次提出该理论,为解决中国未来“三个怎么办”出谋划策。这“三个怎么办”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常规能源,煤、天然气、石油用完了怎么办?第二,18亿亩耕地红线突破了以后怎么办?第三,人口发展到了30亿仍要丰衣足食怎么办?钱学森认为与其到月球上去找未来的生存发展空间,还不如下功夫把地球表面上的沙漠治理好、草原利用好,用高科技和可持续发展确保中华各族儿女过上富裕而有尊严的生活。

该理论是在1984年提出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个理论提出以后,我们国家整整十年没有任何反响。直到1994年,甘肃省原副省长,后来的中国科协副主席刘恕在北京召开研讨会宣传推广沙产业、草产业的理论,这时候才开始在甘肃省张掖地区得以践行。践行的成果超过预期,几年间张掖地区的经济发展总量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张掖地区过去是贫困地区,所以修建兰新铁路的时候是从张掖地区的北部穿过,而那个时候张掖地区生产的水果冬天要运到兰州销售就苦于交通不便,使得张掖地区种植水果的收入一度增长缓慢,后来随着兰新高铁线的建成,才使问题彻底解决。又过了几年,1998年10月“促进沙产业发展基金会表彰奖励暨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并在会场举办张掖沙产业发展图片展。受表彰的人中有一位常年在我国内蒙古恩格贝地区从事沙漠治理的日本友人远山正瑛,此人是世界公认的治沙专家,曾受到江泽民主席两次亲切接见。当远山正瑛先生看到刘恕主席时,向刘恕主席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90度的躬。一边鞠躬一边说:“你们打败了我!我从事治沙已经几十年了,虽然不敢说我是世界第一,但是当个世界第三、第四的资格我还是有的,但是今天看了你们的图片展示,发现你们的方法思路比我高明得多。”后来他听说这个理论是钱学森提出来的,更是感叹不已。他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搞导弹、火箭的,他怎么会对防沙、治沙有这么精辟的论述呢?真是不可思议。”

我国沙漠治理最早是向以色列学习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派了多批农业技术人员去以色列学习。而当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践行钱学森的沙产业、草产业理论,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之后,就把以色列的农业专家请到中国来参观。参观后,以色列人说:看到中国同行取得了不凡的成就,我们心里感到非常高兴,我们知道中国人是聪明的,一时的困难不会难住你们,你们的工作最终肯定是一流的。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感受。我们的第二个感受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安拉究竟喜欢谁的答案。以色列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信奉犹太教,但他们认为该教教父安拉不喜欢犹太人,他们寻找的答案是安拉喜欢中国人。他们认为像钱学森这样的大科学家,世界上百年一遇的大科学家,就是安拉送给中国人的礼物。如果安拉喜欢犹太人,把钱学森给我们,或者哪怕给一个只有他一半才华的人,我们以色列也不至于是今天这么一个地步。

在“钱学森图书馆”第二展厅入口处,有一张展示钱学森一生涉足的学科领域时序表,涉足学科领域达二十多个。涉足学科数量之多,跨度之大,令人汗颜!一位科学家一生能在一两个领域取得不凡的成就已经很不简单了,而钱学森在涉足的绝大多数科学领域都有不凡的成就。

黑格尔说:“一个深广的心灵总是把兴趣的领域推广到无数事物上去”。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达·芬奇等人莫不如此,这些人如同奇迹般的存在,就像夜空中高远而深邃的繁星,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钱学森显然是其中的佼佼者,几乎没人具有他那种能力,在许多不同的学科和未知的领域都有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用于工程实践,进而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张学科领域时序表最宝贵的地方还不在于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而在于它带给我们的震撼。它让我们领略了这位中国学者广博的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让我们惊叹一个大脑何以承载如此厚重而深邃的思想,一个心灵何以能在严谨的科学殿堂与浪漫的艺术世界里从容来去!

钱学森自己对他晚年工作怎么看?钱学森曾经对他的堂妹,中国人民大学钱学敏教授讲:“关于研制火箭、导弹的理论与技术,我在美国时就都掌握了,也做出来了。回到祖国以后,只不过是把它拿过来运用,虽然也有一些创新,但基本的、原始的创新不多。而我这些年来和你们一起研究和探讨的这些问题与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它的社会意义和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 他对此有充分信心,这种信心也会不经意流露。有一次钱学森问他的孙子这阵子在忙什么,他的孙子回答说:“这一段时间我们进行党员先进性教育,上级领导用爷爷您的事迹作为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教材。虽然我小时候听我爸爸说了很多关于您的事,但是这次这么系统地介绍您的业绩仍然让我深受教育”。最后他的孙子说了这么一句话:“爷爷你真伟大!”钱学森听完以后淡淡一笑,说:“我看,你这个伟大的标准还不够高,半个世纪前国家让我搞火箭、导弹,后来又搞人造地球卫星,我运用的都是国外发达国家的成熟的理论和技术,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是按国家的要求把它们尽快研制出来就是了,这个没什么。”他跟他的孙子说:“你记住,如果这点事也叫伟大的话,那么21世纪的爷爷将更伟大。”钱学森认为,他晚年提出的这些新思想说出了一些前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创新。而这些创新成果一旦被我们国家广大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理解和运用,必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四化”建设取得更大的成就。

钱学森1987年访问英国时,我国驻英大使请他与我国留学生座谈。他动情地对这些留学生们说道:“鸦片战争近百年来,国人强国梦不息,抗争不断。革命先烈为兴邦,为了炎黄子孙的强国梦,献出了宝贵生命,血沃中华热土。我个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只能追随先烈的足迹,在千万艰难中,探索追求,不顾及其他。”正是这样一种胸怀祖国的强盛、民族复兴的理想,给予他无穷的动力,使得他能取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使他能够成功圆了自己的科技报国梦想。

中国古代将“立德、立言、立功”视为人生“三不朽”,宋代大儒张载认为读书人的最高目标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钱学森正是这样一位为中华民族崛起建立了“三不朽”功德的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的科学贡献体现在其科学实践成果和科学理论体系两个方面,前者是“立功”,后者是“立言”。而科学道德则属于“立德”,该境界由“立功”和“立言”的水平和层次来反映和体现。中华民族由弱变强只是钱学森心愿的第一步;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是钱学森心愿的第二步;“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才是钱学森归国的最终愿望。钱学森用一生践行着他的初心。正如2012年从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位子上退下来的李继耐上将所说,在我国亿万富翁名人榜上,虽没有钱学森的名字,但他也是亿万富翁,他是亿万精神财富的拥有者。他其实什么都不必有,只要有钱—学—森这三个字就足够了!

半个多世纪以来,钱学森是中国科技界的偶像,是中华民族奋发图强的标志,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典范。他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是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说得好:尽管钱学森已经登上时代的巅峰,让人仰视而难超越,但不失向其学习的必要。因为,我们学习英雄虽然不能复制和成就一个新的英雄,但至少让我们最大限度地避免庸俗,避免沉溺于物欲而失去方向,这就是学习钱学森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理解,当有一天,一批中国人开始赶超钱学森,那意味着中华民族跃上了一个更高尚的境界。让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作者简介

钱永刚(钱学森之子),汉族,1948年10月出生,浙江杭州市人。研究生学历,理学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

1969年参加工作,任技师、技术助理员。1982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系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1988年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系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计算机应用软件系统的研制工作,任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自2004年起,相继被聘为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特聘教授;当选为中国行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会沙产业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草业系统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被聘为中国航天钱学森决策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荣誉院长、南京理工大学钱学森学院名誉院长、西安市人民政府创新教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