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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宏彦:大医精诚便担当得起风险

2019-06-18 13:24:21 丨 文章来源:中国网

目前,中国的“医改”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期。伴随着《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的出台,很多人都在探讨未来中国的医疗环境和医患关系将迎来怎样的深刻变化。对此,神经外科专家、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一科主任韩宏彦指出,无论未来的“医改”有何变化,作为医护人员更应该思考的是自己始终坚守不变的信仰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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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宏彦


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医精诚”的说法,所谓“精”就是技术精湛,是要有让患者安的下心的医疗技术;所谓“诚”则是指服务周到,要像对待朋友一样对待自己的患者。他表示,无论身处何种时代,作为一名合格的医护人员,这两点应是其始终不变的信仰和操守。同时,他也认为,只要将这两点做到极致,那么便没有什么承担不了的“医疗风险”,这也有利于当下“医改”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目前医患关系紧张局面的缓解和改善。

 

中国烟雾病治疗的先行者

韩宏彦,清华大学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任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一科主任,中国科学院北京转化医学研究院烟雾病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医学院兼职教授。

2006年,韩宏彦有幸师从中国著名的神经外科专家,清末重臣左宗棠的四代孙,左景鉴之子,左焕琮教授,在清华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并在其教导下第一次接触到了烟雾病。据韩宏彦回忆,读博期间,左焕琮经常向其介绍烟雾病的特点和治疗手段。他说:“记得有一次,左教授面色凝重的和我们说中国目前对烟雾病的认识和治疗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各种技术都有,手术水平也参差不齐,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失去了健康甚至宝贵的生命。”面对这样的治疗环境,韩宏彦主动请缨,希望到国外去学习先进的诊疗技术,为中国的烟雾病患者带来最先进的诊疗服务。

2011年,经过多次查阅相关资料并征求了导师左焕琮的建议后,韩宏彦便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了邻国日本的北海道大学医院学习烟雾病的诊断和治疗新技术。据他介绍,之所以选择日本求学,是因为烟雾病作为一种脑血管疾病,在亚洲人种之间发病率较高,而且就当时的研究水平来看,日本是全世界对其研究最为领先的国家,同时日本的专家学者已经研究出了最前沿的治疗技术—新型联合血管旁路手术。

为了完全掌握手术方法,他不断地在实验室演练,边学习边交流,边交流边实践。通过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韩宏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掌握了烟雾病治疗的新技术。

回国后,他便致力于对烟雾病的普及和诊疗,为广大的中国烟雾病患者带来了“生的希望”。他说,烟雾病是以脑底出现异常的小血管网为特点的脑血管病,因脑血管造影时呈现许多密集成堆的小血管影,似吸烟时吐出的烟雾,故名烟雾病。目前此病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就是联合血管旁路手术。

数年来,有很多烟雾病患者在韩宏彦的诊疗下重获健康,也为其赢得了无数的赞誉。

2015年,一位来自河北保定的三岁烟雾病小患者辗转找到了韩宏彦。由于患者年龄太小,手术风险极高,河北很多医院都不愿对其进行手术,韩宏彦却没有顾虑。在经过和患者家属详细的沟通后,他亲自为其做了血管搭桥+多因素贴敷联合血管旁路手术。手术成功,术后无并发症。看着这个国内首例年龄最小的烟雾病手术搭桥成功的患者,韩宏彦坚定地说道:“凡是手术皆有风险,但我们作为医者,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在技术上达到精湛,让患者安的下心。”

为此,他不断地创新手术方法。近期,在传统联合血管旁路手术的基础上,韩宏彦对烟雾病的治疗又有了新的突破。据他介绍,鉴于国内很多烟雾病患者前来就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诊疗期,因为严重的脑梗塞或脑出血而遗留偏瘫等后遗症,这种情况在血管搭桥手术的同时,还要进行功能性细胞注射,这在国际上是领先的治疗方法。“如果把血管搭桥形象地比喻成浇水,那么在一片已经因干旱而荒芜的土地上再怎么浇水也无法有效地令其长出庄稼,注入功能性细胞就像是为其播撒种子,再配合浇水才可能有效果。”韩宏彦如是说道。

在烟雾病的治疗领域内,他不断地突破。这不仅令其收获到了很多患者的肯定和感谢,而且还引来了国外很多烟雾病治疗研究者们的目光。如今,韩宏彦的办公室内已经摆满了患者家属送来的锦旗和奖牌,而他的电脑里则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烟雾病研究邀请函和探讨信,其中有很多是对其最新研究成果的肯定与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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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医患紧张首在沟通

韩宏彦对中国医圣孙思邈所著的《大医精诚》是这样理解的。他说:“所谓‘精’是指技术精湛,其最关键的核心是要用技术让患者有极强的‘安全感’。但只有‘精’是远远不够的,还要让患者感受到医者之‘诚’。而‘诚’则是指医疗服务,要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很亲切而不是距离他很远。”

实际上,韩宏彦所指的“疏离感”正来自于医生这个职业本身。与中国传统的中医不同,现代医学的从业者往往需要经过很高的专业训练之后才能“入门”,其后又要经过漫长的实践积累过程,才能走向成熟,他们对疾病本身的理解有着较高的理论基础。但同样对于疾病,中国的很多患者也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些认识往往朴素、简单。在参与医疗决策的过程中,患者和医生之间往往不能就疾病本身达成认识上的统一,这就造成了很多患者觉得医生“离他很远”。

那么,一名优秀的现代医生应该如何与患者进行有效沟通呢?韩宏彦认为,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一名优秀的医生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患者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要达到这一目的,医生所要做的,就是像朋友一样真诚的和患者沟通。韩宏彦说:“首先医生要‘放下身段’。医生和患者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平等、坦诚的沟通会让患者及其家属从心理上接受治疗方案和医疗风险。因为人们都知道,任何医生都不能治愈所有的病人,任何治疗都存在风险和不确定性。现在的状况是,有的医生对待病人有‘高人一等’的感觉,态度不够温和、不够耐心,特别是病人太多的时候,导致有的患者到医院之前就先有紧张感和防御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医患沟通就不会太顺畅,一旦治疗结果不符合患者的预期,难免会发生纠纷甚至冲突。根据我的经验,在医疗工作中,把所有病人当成和自己平等的关系,‘视患者如朋友’,温和、耐心、实事求是地给患者及其家属交代病情和治疗风险,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够理解和接受。这样一来,医生也能放心地、尽自己最大能力为患者治疗,医患关系就会和谐,医疗纠纷也会减少。这也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一科医患关系一直很和谐,基本没有纠纷的原因。

他举例说:“我曾经接诊了一位高龄的肺癌脑转移患者,就是因为家属十分配合,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生命奇迹’。”原来,在2012年,某县一位副县长找到了韩宏彦,告诉他其母已77岁高龄,肺癌转移至脑干旁,曾就诊于上海某医院,但因其年龄太大,手术风险很高,该医院以无法治疗为由拒绝了对其医治。后又辗转于多家医院之间,结果都是不能医治。无可奈何之下,该副县长找到了韩宏彦,希望他能接诊治疗。韩宏彦在详细了解了患者情况后,发现如果由他进行手术,或许还能有“一线生机”。之后,就手术的相关风险问题,韩宏彦与该副县长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沟通。经过细致认真地交流,该副县长对他的诊疗方法十分认同。经过手术治疗,患者恢复的很好,生活有质量、基本健康地延寿了两年多时间,直至肺癌发作。该副县长感慨于韩宏彦的医术高超,逢人便说是“韩大夫”创造了这个“奇迹”。

韩宏彦二十多年的从医之路上,类似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自己这样要求自己,还带领科室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这样做。把患者当做朋友,真诚的沟通让医患之间重归平等的理念,至今已经深入到了航空总医院神经外一科的所有医护工作者的内心。

他说,在平日的工作中,他会要求科室的医护人员学习《弟子规》,并在早交班时间相互交流,写心得体会。他表示,这样做是为了让这些大家明白做人的基本道理,从心底让他们把每一位患者当做自己的朋友来对待。

 

摆正医生“位置”是解决医患矛盾的根本途径

众所周知,在现代医院的诊疗模式中,手术是其主要治疗方法之一,然而只要进行手术,风险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手术风险而产生的医患矛盾是目前全世界所有医院都会遇到的问题。因此,不只是在国内,世界上很多知名大医院的医生都会选择进行“防御性医疗”来解决这一问题。

1978年,纽约大学法律与精神病学副教授唐克雷迪(Laurence R Tancredi)和康奈尔大学临床医学教授巴朗德斯(Jeremiah A. Barondess)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首先提出“防御性医疗”的概念。根据他们的描述,在某些情况下医生所采取的医疗行为,其目的在于避免医疗风险与诉讼,为此宁愿牺牲最优治疗方案。一项针对美国神经外科医生的全国性调查显示,出于自我防御的目的,72%的医生让病人做多余的影像学检查,67%的医生对病人进行转诊,40%的医生让病人吃药而只是为了确保自己“无过错”;还有45%的受调查者承认因为怕吃官司而弃用高风险的手术。

为了避免手术风险而让患者进行不必要的检查和医疗费用支出,其带来的结果反而加剧了患者对医生的不满,这种“防御性医疗”似乎让患者和医生之间陷入了一种无穷无尽的“死循环”,其核心则在于双方的互不信任。

面对疾病,医生和患者本应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但为什么现在的医患关系会出现这种互不信任的“死循环”呢?对此,韩宏彦则认为,在整个医疗环节中的医生“错位”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

据他介绍,在西方现代医疗模式内,医生在整个医疗环节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因此医生的“位置”则显得尤为关键。但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疗体制改革以来,中国公立医疗服务体系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导致政府卫生投入下降,医疗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药品加成和服务收入,造成医疗费用上涨和服务可及性降低,同时也导致了很多医生的“错位”。

在这样的关系中,医生与患者之间不过只是利益维系的商业关系,患者支付了巨额费用(包括不必要的诊查费和相关医疗费用),天然的就会认为医生应该为其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以避免所有的手术风险。然而事实上,在西方现代医疗体系里,即便是全世界最好的医生也无法保证他所做的手术完全没有任何风险。这样一来,医生和患者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对“手术风险”的不同认识。为了避免与患者产生更多不必要的“纠纷”,医生们往往只好选择“防御性治疗”,何况这也能为其带来一定的可观收入。

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医改”方向的推动下,医生原本治病救人的“位置”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一些医生为了“创收”而让患者进行不必要的医疗,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更多的医生则由于医患关系的紧张而不得不采取“防御性医疗”,从而走向了自己职业“位置”的反面。这种恶性循环所消耗的则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中医与患者之间达成的默契和信任。

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向公益性发展的医疗体系改革越来越成为新一轮“医改”的重点方向。美国由于市场的运作令其医疗成本支出逐年递增,政府“不堪重负”。正因如此,奥巴马政府才在执政伊始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医改”,但因其市场环境的“固化”,其结局也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在医疗行业中的“市场失灵”已经逐渐成为了世界上很多医疗体系改革者的共识。

奥巴马政府“医改”的失败或许可以作为中国“医改”的前车之鉴。如何摆正医生的“位置”,让其还原到用最简单、廉价且安全的方式为患者治病,才是解决目前国内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的根本途径。

可喜的是,中国并非没有经验可循。韩宏彦指出,福建省三明医院的改革就很值得借鉴。它从办医、管医和分配上进行了综合性的改革,用最低的成本给老百姓提供最好的服务。重要的是它不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而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改革。他表示,下一步以政府为主导的医疗体系综合性改革将成为“医改”的关键。

最后,韩宏彦表示,希望医生回归到“治病救人”的“位置”,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医疗技术的创新和研究,以及医疗服务水平的提高。诚然如此,则在中国,每一位“大医”都将担得起“高危手术的风险”。他坚信,在未来,中国的医患关系终究会走出互不信任的“死循环”,迎来更加和谐的“新未来”。  (文/李文)